由晋入川：1950年代初期南下干部的地方性适应（何志明）
南下干部是党史上的一个重要群体。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从北方老区抽调为数众多的干部南下新区接管建政并保证了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新区各级党政机关重要岗位的主要负责人大都由南下干部担任，他们的到来深刻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命运走向。因此，“南下干部”在新中国史研究中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要群体。目前学界既有研究大都侧重于南下干部与接管建政之间的关系，但大都忽视了这些南下干部基本为北方人这一客观事实。这提示我们，若从“南”、“北”畛域之别的视角审视这一群体，则可衍生出新的问题：这些身为“他者”的北方人，进入南方后面临着哪些困难与挑战？他们的老区经验在新区城市工作中产生了怎样的遭际? 这些旧有经验的沿袭是不是真的存在固有规律？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目前国内外学界的南下干部研究中鲜有人涉及。为此，本文在运用党内文件并结合口述访谈、个人回忆的基础上，以入川的晋绥南下干部为考察对象，探讨其抵达南方后的地方性适应问题，以期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
解放战争后期，中央从北方老根据地抽调了大量干部南下新区接管建政。山西与山东是干部抽调的主要区域。根据中央的部署，地处晋西北的晋绥根据地负责抽调干部接管川西、川北与西康省。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央晋绥分局抽调该地干部组成“西北入川工作团”，共计四千余人，由分局书记李井泉带队跟随第十八兵团入川。这些干部南下后担任了县区级(含科局) 以上部门主要领导职务，使川西北地区各级主要负责人呈现突出的“北方化”特征。这也是此时整个南方新区干部队伍结构的一个缩影。
南北方因迥然相异的气候特征、山川地貌、资源物产以及人文习俗，形成了相当不同的生活体验，例如交通上的南船北马、饮食上的南米北面、语言上的南杂北齐等。有关“南”与“北”地区与文化之间的竞合关系，更是史家笔下经久不衰的话题。这种南北畛域之别，同样给南下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自从入川后，当地的绿水青山是留给晋绥干部们的最初观感，例如家家户户都有“一丛丛绿竹”，这与北方此时萧瑟的枯叶黄土形成了鲜明对比。据马俊之回忆：“我们刚刚翻越过寒冬积雪的秦岭，一下山就看见满目的青山绿水，心情为之一振，长途劳顿顿时烟消云散。田野间在冬季也有青苗、蔬菜、农家院坝掩隐在茂密葱翠的竹林中”，她就此发出感叹：“这些都完全不同于北方农村的景色和习俗”。南下干部杨伯涛生动地回忆入川时的观感：“当时觉得太好啦，太好啦这地方，青山绿水，每天吃大米”。然而，南方潮湿的气候、险峻的地形以及以大米为主食的风俗习惯，很快使这些北方干部面临新的挑战。
为此，中央还特意告知这些南下的干部与军队做好心理上的准备。作为四川人的朱德，曾在北平向南下前夕的四野干部讲话，明确提及他们南下后将面临的气候差异，例如容易患疟疾、中暑、脚气、疥疮等疾病等。事实上，朱德并非危言耸听。南下后，因正值酷暑多雨季节，导致四野多数干部战士水土不服，加之雨具和蚊帐等准备不足，疟疾、痢疾、肠炎等病患增多，一般连队发病率为25%，有些甚至达50%以上，极度影响部队战斗力。与四野面临的情况一致，这些以山西人为主的晋绥干部入川后同样遭遇这一困境。
对于长期生活于干旱、半干旱地带的晋绥干部来说，四川冬天阴冷潮湿的气候，将是他们入川后的第一个挑战。马俊之进入成都后，很快发现该地“气候阴冷、潮湿多雨”，这种情形“让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人一时很难适应”。四川较多山地，每逢季节交替则阴雨连绵，空气十分潮湿，导致不少长期生活在干燥地区的南下干部出现疥疮。1950年9月，川北通江县委报告达县地委，因气候原因与任务繁重，很多晋绥干部身体出现了状况：“身害疥疮的有百分之九十五，特别奇怪的是最近有十余个生殖器疼(痛) 也，还有原来的毛病也发生有吐血的，有害肠胃病的”，因当地医疗条件有限，进而要求地委设法补助药品。不仅如此，还有些人出现烂脚，“烂的可怜”。在饮食方面，南下干部的“水土不服”同样反映出来。据时任川北军区副政委的郭林祥回忆，很多干部和士兵因“初到南方，吃大米还不习惯，加上没菜吃，体质普遍下降”，进而出现消化系统疾病。
不仅如此，四川地处盆地，海拔较低且云层较厚，不少地区光照时间相对较短，故而有“蜀犬吠日”的说法。这种情形与光照强烈的晋西北地区形成了明显反差，使这些初来乍到的南下干部颇为不适。据南下干部薛有才回忆，1951年冬，他从任职的理县前往成都看望一同南下的堂弟。后者见了他就哭诉：“来到成都，连日阴沉沉，雾蒙蒙，看不见阳婆(太阳) ，晚上难挨，白天不好过，向往北方的艳阳，留恋家乡辽阔的蓝天”。因此，在抵达南方初期，不少晋绥干部情绪一度十分低落，甚至要求返回原籍工作。
1950年9月，西南局组织部向中央报告一些南下干部因为种种原因向上级提出要求返回原籍的情况后，中央发出指示，称他们中“一般因不服水土疾病、短期可以痊愈者，应说服本人仍留原地治疗休养，病愈后继续工作”，而“个别病情严重、短期无法治疗，亦不可以进行工作者，及少数爱人牺牲、患病较重的妇女干部，可送回原籍，由当地省委供给，按照每人不一样的情况，使其休养、工作或学习”。可见，中央对于南下干部返回原籍的要求基本不予支持，因为大多数南下干部都属于“短期可以痊愈”范围。事实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绝大部分南下干部最后都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境，实现了自身的地方化，例如吃当地饭菜，说当地方言等。
尽管他们在生活方面逐步适应了南方的自然环境，但在工作方面同样面临新的挑战。解放战争期间，在南北方呈现了迥然不同的行动路径：“过江(即长江——引者)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但“过江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里的城市，既包括省会大城市，也包括县级小城市。在南方这种先城市后乡村的路径，使晋绥干部首先面临接管城市的任务。然而，他们对于城市工作的了解，仅限于南下前的短期城市工作培训以及上级对于北方城市接管的经验介绍，但并无具体实践体会可循，加之各级政权在崩溃前的破坏，这些都使他们进城后一度手忙脚乱。
据前往川北南充市参加接管的晋绥干部武竞回忆，他们抵达南充市时，市内一片狼藉，很多厅级单位不仅找不到办公地点，而且没办法解决干部的住宿问题，只得以无人居住的破败房屋暂时容身。她回忆起接管初期的那段历史时，说“我(那时)觉得四川很苦，比我们山西那个山里头还苦”，“我们住的地方(即川北民政厅——笔者) 是蚕丝改良场。我们就住的那儿，床也没得(一) 个，地上一直是那个篾席起来放在那儿。大家什么都东西都没有，就把衣服脱下来铺一下”。
厅级单位尚且如此，专区、县级以下的情况能想象。时任川西区温江地委书记的贾启允率领温江专区全班人马，乘两辆中吉普由成都赶赴温江。抵达目的地后，发现旧政府办公楼以及宿舍一片狼藉，不得已只好暂时住在旧政府“一间小房子的稻草地上”。在川北通江县，以杜国茂为首的晋绥干部抵达县城之后，随即接收各机关和整理钱粮账册。但因旧政权在崩溃之时将相关文书档案、桌椅板凳、房屋建筑焚毁或者破坏，他们只好以地为床，用碗底做砚台，以桐油烟自制复写纸的方式办公。这种情形是他们在南下前所没有料到的。
城市并不具备农业生产的能力，所需资源例如粮食等都来自农村。尽管城市陆续被接管，但乡村基层政权尚未建立起来，导致城乡物资交流十分困难，一度影响到军队的供给。在川北区，由于缺少物资供应，部队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只吃盐水下饭”。如果要从乡村汲取资源，首先必须迅速接收城市并使之尽快恢复运转。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北方参加过城市接管，但大多数人基本上没有城市工作经验，更不知道怎么来以城市为基点带动农村工作。
晋绥干部进入四川后，立刻面临这种从农村到城市的生活与工作模式转换困境。他们中位阶较高者，因文化素质和阅历差异，实现这个转换并不困难，但对于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下且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晋绥干部来说却并非易事。为此，米建书(时任成都市政府副市长) 特地叮嘱他们“做好新的工作，要经得起城市生活的考验”。所谓“经得起城市生活的考验”，就是指这些干部们应及时适应从“进村”到“进城”的工作环境转换。
然而，管理城市一定要有相应的文化知识和工作经验。但南下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1949年5月10日，在接管南京后即报告中央，“南下干部对城市工作方法和生活小习惯极不熟习(悉)，一般的表现是忙乱无头绪”，他甚至断言：“如果这样的一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必将大大地妨害工作和领导”。的这个报告并非空穴来风。晋绥干部进入成都后，随即发现粮食问题“严重而又急迫”，据估计，成都周边及市内须解决吃饭问题的人数达到50万以上。为此，成都社会各界对于怎么样才能解决粮食问题出现了诸多传言：“打仗有一套，管城市经济不行，这个烂摊子收拾不好，要不了3个月就站不住脚”。不仅如此，在进城半个月后，成都的物价飞涨，尽管新政权颁发布告保证人民币的信用，但人民币依然被排斥。一名南下干部对此回忆道：大概解放前半个月都没有(问题) ，货币都很平稳。嘿! 奇怪的是，半个月以后，所有的人民币他(即普通民众——引者) 都不收，他只收银元。
人民币被排斥的同时就是银元被疯炒，导致成都市内的物价猛涨。据南下干部栗茂章回忆，当时市场十分混乱，“物价一天几变”，为了给大家过新年改善一下生活，事务长卖了一匹马，结果卖马的钱“到第二天连十斤肉都没买成”。这些混乱情况都在考验着晋绥干部驾驭局势的能力。
总之，对于农村工作经验比较丰富而缺少城市接管经验的晋绥干部来说，面对生活与工作模式迥异的城市，可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尽管此前中央下发了一些城市接管经验的文件，南下前晋绥干部也曾在临汾接受过短期培训，由于接管建政任务紧迫，在培训过程中主要强调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以及进城以后，“不能学李自成”，缺乏对于城市接管工作的具体培训。自从他们南下进入城市之日起，就面临着充实壮大干部队伍、确立城市新秩序以及征收1949年公粮等一系列重要任务。在紧迫的接管任务之下，这些晋绥干部根本无暇继续钻研城市管理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北方老区时期的工作方法自然成为他们中很多人的主要经验来源。
1949年12月30日，晋绥干部跟随第十八兵团进入成都市区，受到了成都市民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但由于长期受当局歪曲宣传的影响，一些市民对依然存在疑惧心理。据当时在成都从事田野调查的施坚雅观察，他们往往将视为“征服者”而非“解放者”，进而持观望态度(Wait and see) 。但无论如何，这些山西人的到来，预示着成都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
因为受到战乱影响，此时的成都可谓百废待兴，市容市貌十分落后，失业率居高不下。据马识途回忆，此时成都“百业凋零，失业成群，物价暴涨，以至米贵如金。而我们既没有掌握大量的物资和金银，也因成都周围土匪暴乱，没有可靠的大米、燃料、副食品的来源”，晋绥干部安发孝(后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 的观感与此类似。他们南下后，发现当时“成都城市很破旧”，以致人们时常用 “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来调侃。所谓的“皇城”，即市中心更是“破旧不堪”。而通惠门的城墙根下，全是“稻草和篾笆搭成的破烂低矮的贫民窟”。总之，当时的成都，呈现给南下干部的是“一片衰败景象”。
在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干部曾接管过一些中小城市，但因无法坚守，故而采取了“搬运政策”，最大限度地从城市中获取资源补充自己，例如没收城市工商业等，并因此受到了中央工委的批评。南下后，如何接收、管理乃至经营成都这个省会城市，对于晋绥干部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缺乏有城市工作经验和能执行党的城市政策的干部”。为了给接管成都配备足够的干部，以贺龙为首的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为此做了周密的筹划。例如在配备干部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其文化程度，以便顺利接管。由于晋绥干部中大多数人来自农村，因此接管成都干部仍然大部分文化层次较低。根据中央关于在新占领的城市实施短期军事管制的指示，1950年1月1日，以李井泉为主任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随后开始派出军事代表对党、政、军、学等单位实施接管，并根据单位的不同性质采取原封不动或彻底改造的方针，顺利实现了既定目标。
城市接管包括“接收”与“管理”两个方面的内容。对于很多南下干部来说，按照既定步骤开展接收仍然比较顺利。如何对城市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对城市来管理，第一步是要对其性质做准确定位。检视党内诸多城市接管报告，工业不发达的城市一概被视为“消费城市”。所谓“消费城市”，即该城市没有工业，不能直接生产物资，反而还要消耗工农业产品，故而缺乏经济价值。在他们的观念里，农村能直接生产物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原料，而消费城市则没有这种生产性功能。这种观念的形成，源自于党内大多数干部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客观现实。在他们眼中，只有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才能创造价值，物资交流非但不能创造价值，反而引发投机倒把，危害社会稳定。因此应该将这些服务业为主的“消费城市”改造为“生产城市”。这实际上就是农村工作经验在城市管理中的直接体现。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下干部在城市中的执政与施政。
南下前，根据西北局对成都的调查，该城市无重工业，唯一的工业被称为“两根半烟囱”：机械厂、火电厂和半停产状态的染布厂”，而“一切食粮原料均由市外各地供给”，故而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消费城市”。对于接管成都，西南局曾有着明确的指示。与党内的主流观点一致，西南局也将成都定义为“消费城市”，并指出：成都是一个消费城市，适应寄生阶级的生活，新式工业极少，手工业占非常大的优势，很多刺绣、丝织、餐室、茶馆、旅店、古玩玉器、金银器皿等行业，大都是为了军阀、官僚、地主的需要而设立的。依赖这一些行业生活的，包括、人力车夫等非生产人口，数目在10万以上。这一些行业，解放后必然逐渐萎疲甚至倒闭。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接管干部对于成都作为“消费城市”的基本判断。成都市内较为普遍的手工业、茶馆以及人力车，从阶级思维的眼光来看，这一些行业的服务对象基本都是“寄生阶级”，而且它们的命运在接管前夕就已经决定了。因此结合中央的规定，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对接管和改造成都的基本方针就是“大力逐渐地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尽可能地推动组织生产，组织推动转业，并按详细情况及可能条件，说服组织城市失业及闲散人口逐渐转入乡村”。所谓从消费城市转为生产城市，取缔城市内服务于“寄生阶级”的手工业、茶楼等，将城市多余人口疏散到乡村从事农业生产，就是主要方式之一。
在这些亟待改造的行业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走街串巷的人力车行业。此时成都物价暴涨，工厂企业倒闭，失业率不断攀升。根据成都市劳动局统计，接管成都后失业率一度达到56%，而1949年以前仅为44%。严重的失业率导致城市工人生活极为艰难。他们中的不少人只好从事人力车工作，以养家糊口。一些晋绥干部进入成都后，面对遍地的茶馆和随处可见黄包车，简单地从农村工作经验出发，认为茶馆属于消费行业，无端耗费资源，还养懒人；黄包车更是旧社会的象征，乘坐黄包车更是一种剥削与压迫的体现。于是，他们对于这两类事务均采取了排斥和禁止的态度。据马识途回忆：接管成都初期，一个晋绥干部在街头上见到不少人力车夫拉着客人在大街上奔驰，他以 “人骑人，是非人道的剥削和压迫”为由，命令坐车的人下车并将其训斥了一顿。由于晋绥干部的禁止，一时几乎无人敢在市内坐人力车，人力车夫顿时面临生存之忧。他们于是集体请愿，“成千的人拉起车子到军管会门口叫嚷，要求拿饭来吃”。军管会解释并无此禁令，但仍然无人敢坐车。
一时之间，成都市内谣言四起，称将不允许老百姓吃肉、喝酒、穿丝织品、坐黄包车、从事商业活动、对外租佃土地等。这样一些问题很快引起了贺龙的重视。针对禁止黄包车问题，他生气地说：“乱弹琴，不准人坐黄包车，他这个人道主义倒好，叫工人饿肚子了”。尽管军管会努力解释宣传，但仍然收效甚微。为此，贺龙特地让人穿上服装，坐着人力车在城内转悠。这一招很快见效，使人力车行业再次兴盛起来。无独有偶，这种类似“黄包车事件”，在其他城市也出现过。例如在河南开封接管干部们“认为解放了，对人拉人的现象看不惯，想取消这个行业”，结果造成人力车夫大面积失业，进而引发社会恐慌。
除了人力车问题外，一些晋绥干部对于成都的市政建设也存在不同意见。接管初期的成都基本的建设十分落后，城市污水横流，严重影响市容市貌。为此，时任成都市市长的米建书决定首先从疏通成都的下水道系统开始。不料此举还引发了一场争议。埋设下水管道必须掘开道路，一些人甚至质问：“把成都开膛破肚到底想干什么”，也有人质疑“花那么多钱把这些大管子埋到地下又看不见是不是值得”。对此，米建书力排众议，从始至终坚持首先疏通下水道。在这些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晋绥干部眼里，这一耗费高昂的下水道工程，显然仅具“消费”功能而无“生产”功能。
从接管前对成都的“消费城市”认知、接管后的黄包车事件到下水管道争议，无不体现了这些晋绥干部对于城市管理的隔膜。为此，贺龙即指出，这些争议的原因主要在于晋绥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或小城市来的”，因而“对城市工作缺少经验”。然此语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是在城市经验缺乏的情况下，旧有北方农村工作经验自然就被直接运用到城市管理之中，成为他们治理城市的唯一凭藉。不仅如此，晋绥干部毕竟人数有限，要管理好众多的城市，迫切地需要扩大统一战线，吸收当地民主人士进入政权。但不少晋绥干部仍然从老区时期的阶级思维出发，对吸收民主人士参与城市管理颇为排斥。
1950年代初期为新旧政权过渡的重要阶段，它标志着中国已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因此，晋绥干部入川接管建政时所面临的环境也与北方工作时期截然不同。为了顺利接管建政，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针对晋绥干部对“情况很不熟悉，且不熟练城市工作”的尴尬现状，采取“原封不动”的形式接管各部门，即保留原有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除民政、财厅、建设、市府等需要立即接收的部门外，其余税收、田粮、银行、水利、交通等专业性较强的部门机构，均暂时全部利用旧职员进行各项工作，只委派缺额之正副局处长或军事代表监督执行。
因晋绥干部人数有限，文化层次总体偏低，同时缺乏城市工作经验，接管过程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据成都市军管会报告：由于大部分晋绥干部没有做过城市工作，“表现束手束脚的现象”。在接管陆军处时，负责该工作的晋绥干部“很老实，有的写不了字，对统计数字上很感困难”，导致他们“对问题不会分析研究，察觉缺陷也不知追究，不能在复杂的环境下应付”。例如晋绥干部陈彬担任川西温江专署税务局局长，但他此前并未从事税务管理工作，出现“顾此失彼、茫无头绪及某些无政府无组织现象”，还遭到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嘲讽：“军管会不会管，生活朴素，业务生疏”。
由于南下干部大部分为北方人，进入南方城市后往往埋头从事接管工作，而忽视了与当地民众的联系问题，造成决策咨询信息的封闭循环，导致出现“与人民生活中的实际和群众中的真正舆论相距甚远”的尴尬局面。为此，1948年底，中央明确规定，在新接管的城市尽快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为了使政权迅速恢复运转，中央还要求尽快在城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吸收民主人士进入新政权，尤其是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声望推动建政。
1949年12月9日，中央专门就新区使用旧政权工作人员发出指示，认为除了“高级的积极推行反动措施的政务官，不宜留用，或另行处理”外，其他工作人员均可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予以考虑留用或任用。几天后，西南局在回复贵州省委关于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时，精确指出在建政时“防止关门倾向”，积极吸纳各地有名望人物。不仅如此，还对党内存在的“抛弃统一战线”的思想予以批评。在县级层面，川北区党委要求在县一级政权中对民主人士干部予以大胆任用。因建政初期，各类干部奇缺，未解决这一问题，更好地发挥民主人士干部的才能，川北区党委明确规定，在县级政权中配备干部时“除民政、财政由党员担任外，其余科长可用有德有能力的非党干部或民主人士来担任，能力弱一点有造就者亦可提拔”。
中央、西南局与川北区党委之所以强调对于民主人士干部的任用，除了因为南下干部人数较少之外，还与他们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不足有关。此亦为中央与西南局反复强调南下干部要充分的利用当地民主人士干部的重要原因。在省一级，对于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并无问题。但在市县一级，情形就复杂得多。
首先，一些晋绥干部往往存在“打江山者坐江山”的传统观念，对于录用民主人士进入政府任职往往出现抗拒心理。据西南局组织部报告，一些人在与民主人士干部打交道时，始终存在“怕党外人士当官有了权”、“怕在会议上有理说不过”、“怕人家捣乱制不了”等思想顾虑，进而在配备政府干部时“不够注意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总是多配备些自己的干部好”。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以胜利者自居，一开口就是“我们”“你们”，还称“你们是战败者，我们是战胜者，如果今天不养你们，你们就会当土匪”，甚至对民主人士出任相关领导职务颇为愤愤不平：“革命艰苦时你们不来，革命胜利了你们来领导咱们了，在组织上我可服从，在思想上一辈子也弄不通”。为此，他们中间还流传着这样的自嘲：“老知识份子领导国家、新知识份子建设国家、没有知识的份子回老家”。在川北区，一些晋绥干部见有的民主人士干部地位比他高，心里不平衡，便说：“老子革命十多年廿年，还不如这些人”。因此，他们“特别不愿与上层人士接近，在会议上表现傲慢、武断、旁观、散漫及无纪律现象”。
其次，受北方土改时期阶级路线的影响，对旧职员不信任而不肯放权，结果造成事必躬亲。在接管成都市内各机关之时，尽管根据中央的要求留用了大量旧职员，这些旧职员大都非贫雇农家庭出身，使晋绥干部对其产生怀疑与排斥心理，“与旧职员搞不来”，甚至有人提出“把旧职员最好一脚踢开”。旧政权工作人员熟悉政府机构日常运作流程，原本是较好的依靠力量。但因外来的晋绥干部对他们不信任，往往将其撇在一旁，而自己则一头陷入大量繁杂的日常事务中，导致疲惫交加，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为此，温江地委将其批评为“经验主义”和“事务主义”。即“原有职员闲着无事做，对我们有意见”，而“我们派到政府机关的工作(一般的只有两三个)”则“日夜忙于事务工作”，例如“招待来宾，打电话，开条子，问官司，记账，管伙食”等，而对全县的政策性问题则“顾不得考虑”。在这种严重超负荷的工作环境下，不少晋绥干部身体透支，且造成接管初期基层政权的运作一度紊乱。
最后，从规避政治风险即宁“左”勿“右”的角度，对扩大统一战线持消极态度。针对大胆吸收民主人士和旧职员进入新政权这一问题，不少南下干部态度较为消极，存在“怕犯错误”的心理。从阶级观点看来，这些非我方阶级的人，其政治忠诚度是可疑的，自然不能重用。兼之晋绥土改时期对民主人士采取排斥态度，一些地方党政负责人因团结后者被冠之以“右倾”而遭到批判甚至处分。在他们南下四川后，往往会产生“前车之鉴”的规避心理，对于中央与西南局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持谨慎乃至消极态度。例如“怕犯错误”，认为排斥民主人士“顶多说我统战工作没做好，但不至于将来整我‘左了’‘右了’”。
尽管这样一些问题都很快被纠正，但这三种态度的形成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上述南下干部对待统一战线的三种态度，看似侧重点各异，实则具有相同的内在理路。面对人地两生的新区，沿袭老区工作经验是很自然的。为此，川北区党委认为，主要在于晋绥干部因熟悉以往政策与方法，而在新环境中“情况和政策均不够熟悉”所致。此说固然不错，但仍然值得继续探讨。
与老区土改时期国共两党处于激烈斗争状态不同，此时取代成为执政党并建立了新中国，中央要求南方新区在不放弃阶级路线的前提下建立统一战线，进而迅速夯实新政权的基础。很显然，这是对于北方老区土改时期片面强调阶级路线思想的扬弃，体现了不变中的“变”。然而，对于政策执行者的南下干部而言，这种“变”与“不变”并未划定清晰的行为边界。如此一来，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很有可能会被斥之为“右”，而消极对待可能会被责之以“左”。按照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话语体系和惩戒机制，“左”仅关涉工作方法，而“右”则会被上升为阶级立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政策执行者，南下干部往往选择宁“左”勿“右”作为自我保护的策略。
晋绥干部从晋西北南下四川接管建政，他们面临与北方迥然相异的内外部环境。这里的“环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生活环境；二是工作环境。所谓生活环境，则是指他们从较为干旱的晋西北迁移到了气候潮湿的四川，两者民风民俗更是迥异；工作环境则是指他们入川后的工作任务与对象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强调生存的武装斗争转换为注重发展的执政兴国。这两个环境的变化对于晋绥干部来说均需要较长的适应时间。对于前者而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出身农村，适应四川的自然环境并非难事。但工作任务与对象的变化，往往会使他们一时颇感无所适从。
由于长期埋首乡村，面对情况完全不同于晋西北的四川，晋绥干部可资凭藉的只有老区工作经验。他们进入城市后，面临接管和统战的双重任务，老区工作经验始终与他们如影随形。但是这种经验在新区却一度遭遇“水土不服”。他们从北方时期的阶级观念与工作经验出发，片面理解“生产城市”与“消费城市”的概念，反对乘坐人力车和维修城市下水道，民主人士参加政权，直到来自上级党组织的纠正。这些都生动地体现了七届二中全会后，南下干部从乡村到城市的工作环境变化而出现的地方性适应历程。而宁“左”勿“右”的正是这种政治话语背景下形成的风险规避心理，构成了南下干部沿袭老区工作经验的内在机制与行为逻辑。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也反过来形成了南下干部在新区的地方性调适。